教学案例6：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案例呈现】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然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很长时间内，华国锋等人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重要错误。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都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成为了“文革”结束之后，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最大障碍。要从根本上推动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转折，首先要打破“两个凡是”的藩篱。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坚持和反对“两个凡是”双方的分歧，实质上是思想路线的分歧，焦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以领袖的指示言论为标准，以此来剪裁丰富的社会实践。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少数思想比较活跃的理论工作者逐渐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经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和《光明日报》社主编杨西光等人修改，最后由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出。当天，新华通讯社将文章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转载此文。很多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述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理论本身来说并没有多少创新，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因此，文章发表后，一方面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提出、推行和赞成“两个凡是”方针的一些人的严重责难。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同志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很明显，就是要丢刀子，就是要砍旗。一时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使刚刚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夭折的危险。5月30日，邓小平在同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尖锐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②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①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在胡耀邦等的组织、推动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我们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②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了重新的确立。
【案例点评】
这一案例，一方面使我们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背景和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概括起来，这一个过程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两个凡是”的批评，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领导和支持，邓小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阶段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问题实质上是要不要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是一个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确立，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随后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教学建议】
本案例可用于第四节“思想路线与理论精髓”第一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以说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与过程，说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